非遺博物館:在多方拉扯的角力中生長

賈娜

沒有圍墻的六枝梭嘎生態博物館

北京市東城區第二文化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

非遺保護的“新生事物”

6月12日，北京市東城區第二文化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開館第三天，一位市民拎著一個大袋子尋找這里的負責人，保安指向了站在館門口的郭漾漾。“我有件東西想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說著，這位市民從隨身攜帶的袋子里掏出一個四四方方的大盒子，打開盒子里面有幾只形狀不一的鴿哨。“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有三個硬性條件，一是項目傳承需滿一百年，二要求傳承夠三代，三呢要求傳承譜系一定要清楚。”聽完郭漾漾的介紹，這位市民表示將回家準備材料并約定了下次見面時間。

這家博物館是北京市首家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命名的博物館，相對于人們較為熟悉的非遺保護來說算是一個“新生事物”，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藝術研究院非遺研究人員汪欣。“同物質文化遺產一樣，非物質文化遺產也需要固定的場所來保存、展示、傳播、教育和研究，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對于非遺保護意義非常。”汪欣第一時間向記者表達了對非遺博物館這一非遺保護形式的重視。

“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的非遺保護工作，都是從構建‘名錄’體系開始的。所以，這十幾年，我們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全面普查。這也是建立非遺博物館的基礎和前提。”汪欣說，到2014年，我國已公布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國家、省、市、縣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名錄已完成構建。在此基礎上，全國各地陸續建立了一定數量的非遺博物館。

非遺博物館種種

“目前，全國尚無綜合性的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但在各省市，或在原有博物館基礎上加以改造或新建非遺博物館已初具規模。”汪欣說，目前，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的名稱不一，有專題博物館、傳習所、展示館、民俗博物館等。

“專題博物館大體又有三類。第一類綜合非遺專題博物館，如湖北省黃岡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題博物館、重慶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館、河南省滑縣民俗博物院等，此類博物館命名和人員編制都相對規范，以展示各自地區內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為主，大多為國有性質。第二類非遺項目專題博物館，如安徽的中國花鼓燈博物館、江蘇蘇州的昆曲博物館、山東的德州市扒雞文博館等，此類以某個國家級或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為展示對象。有的是事業單位，有的是企業或個人自建。第三類是依托非遺保護中心、文化館或原有的綜合博物館設立的非遺的展廳。”

中央民族大學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長潘守永教授將非遺博物館分為兩類:有墻的與無墻的。“有墻的即傳統意義上的實體的博物館，沒有圍墻的博物館一類是數字博物館，一類是生態博物館。事實上非遺博物館:在多方拉扯的角力中生長，無論是傳統意義上的博物館還是生態博物館大都有自己的數字博物館。”

“數字博物館是現代信息社會中發展起來的新型博物館，實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信息的數字化記錄和管理。”汪欣介紹說，2006年6月，我國首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門戶網站開通。2008年，為了搶救保護汶川地震災害地區的羌族文化遺產，中國藝術研究院又創建了“羌族文化數字博物館”。數字博物館方便讀者隨時瀏覽，是保存和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有效方式，但觀眾只能從其中獲取信息，缺少面對實物時的直觀感受。

“實體博物館在這方面有直接的優勢。非物質文化遺產離不開物質載體，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主要是通過各種可見的形式向人們展示、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郭漾漾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介紹說，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發揮傳統博物館“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功能，收藏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物質載體，東城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內現在收藏展出的就有如智化寺京樂曲譜，戲劇表演中的服飾、面具等道具，以可見的形式展示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博物館還制作了文獻、圖片、音頻、視頻以及情景模型等向觀眾展現非物質文化遺產。

實體博物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陳列展出往往也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天橋中幡是極具有老北京特色的非遺，但是一個幡高至少十米，三層樓高，一般的博物館沒法展出。”郭漾漾說，在準備展品時不時遭遇這樣那樣的問題。“非遺是動態的、活性的，與我們生活的環境密切相關，不能割裂開來。”

生態博物館的得與失

采訪中，“活態”一詞被多次提及。學術界普遍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已經明確地將非物質文化的表現形態和其產生的空間聯系在一起，因此，作為活態存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若要完整地保存下來并得到傳承，就不能將它與其產生和發展的環境割裂開來。于是，生態博物館的概念一經提出，便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并被寄予厚望。

上世紀70年代，法國博物館學家喬治·亨利·里維埃以人與自然的緊密結合為特征創建了法國地方公園系統，成為第一代生態博物館。“相對于傳統博物館學的觀念，生態博物館以村寨社區為單位，是沒有圍墻的活體博物館。其重心在于關懷社區和社區內群眾的需求，將博物館視為當地民族文化的象征，關注博物館與社會文化的互動和協調，而不是傳統博物館一向奉為準則的藏品的整理、保護、研究和陳列等。”汪欣說，生態博物館提倡對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保護，即將遺產本身和與遺產有關的自然和文化環境一起保存。

1998年10月，我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六枝梭嘎生態博物館在貴州成立，這是我國第一次嘗試實踐生態博物館理論。2003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選擇懷里(瑤族)、三江(侗族)和靖西舊州(壯族)三個村寨為試點，建設民族生態博物館。2005年后，又相繼成立了長崗嶺商道古村生態博物館、融水安太苗族生態博物館等十多個生態博物館。

通過十多年的實踐，生態博物館模式是否像人們最初憧憬的那樣，是一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完美模式?民俗學家潘年英在對梭嘎生態博物館進行田野考察時發現，運行若干年后的梭嘎生態博物館已經很難找到自然的文化印記，有的只是民俗旅游村一樣的民俗表演，以此來向旅游者賺取一些費用。

因此，有學者認為“生態博物館”是一個失敗的試驗。潘守永教授曾主持以及參與過多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生態博物館建設項目，他認為生態博物館是一種“沒有模式的模式”，不宜簡單定義成功與失敗。梭嘎生態區中心原本有幾座茅草屋，漸漸地，茅草難尋，有人提出做假的茅草鋪上去。潘守永說:“生態博物館的意義在于記錄客觀真實，我們要記錄它的變化，記錄哪一天茅草沒有了。”但同時他也承認生態博物館一路走來，充滿了挑戰。“生態博物館多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很多博物館在成立之初就肩負拉動當地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責任。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處于一個多力拉扯的運動之中，各種力量都在‘角力’。”

“目前，阻礙生態博物館成長的最大問題還是人的問題。一開始生態博物館是不在編制內的，不利于行政管理。后來納入體制就變成了香餑餑，很多當地人爭相進入希望成為‘朝九晚五’上班族，但這些人又并非生態博物館需要的專才。”潘守永說，目前生態博物館的人員主要由當地居民構成。當地民眾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是一種極富價值的文化，“我們在村里找了年輕人來培養，希望他以后能擔當講解員的工作。但當這些人從美國、法國等地進修培訓歸來后卻離開了村寨‘跳槽’到大城市去了。”而生態博物館區需要的人才還遠遠不止于此。

尋找生存之道

非遺博物館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驗希冀從制度與法律中獲得支撐，但也并非易事。2011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35條、第36條對博物館作了規定:“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科技館等公共文化機構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學術研究機構、保護機構以及利用財政性資金舉辦的文藝表演團體、演出場所經營單位等，應當根據各自業務范圍，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理、研究、學術交流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宣傳、展示。國家鼓勵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場所和傳承場所，展示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潘守永認為，這種原則性的規定失于籠統，實踐中仍然沒有具體依據。

而2023年3月20日施行的《博物館條例》只規定了國有博物館、非國有博物館，并沒有把非遺博物館納入其中。“即便可以參照管理，條例中對建館的審批申報行政程序規定得十分嚴格，但是如果仔細看，對博物館文博工作人員的基本資質是沒有要求的。”潘守永認為，在最需要嚴格的地方沒有嚴格。“所以，如何在現有的框架制度內處理好相關問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都是亟待解決的難題。”

采訪中，郭漾漾告訴記者，東城區非遺博物館在收集展品時得到一件戲劇頭盔，可是頭盔上一處關鍵部位受損，還原修復需要運用到一種叫作“點翠”的技能，用小剪子剪下活翠鳥脖子周圍的羽毛，輕輕地用鑷子把羽毛排列在圖上粘料的底托上。“我們問遍了人，也沒找到能做得了這個細活兒的人。更不用說，現在上哪兒去找翠鳥啊?”如今，這件展品只能躺在庫房里無法展出。“和文物一樣，一些非遺技術有著不可逆性，一旦失去就再也沒有了。”

汪欣說，作為過去生活的代表，很多非遺都難以在追求快節奏高效率的現代生活中生存下來，非遺保護是一個“逆流而上”的工作。“一些少數民族與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看似比現代高科技文化落后，但他們不需要電、不需要機器就能存活下來，是人類與自然世代相處積累下來的生存經驗，有著強大的內在生命力，也許在未來某一天我們可能需要這些文化來幫助我們。”因此，即使存在再大的困難，非遺保護也一定要尋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東城區非遺博物館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項目籌建到今年6月10日開館用了大半年時間，郭漾漾參與了從“0”到“1”的全過程。“這幾天剛開館，好多人都是找著路問過來的，像剛才這樣帶著物件兒來的也有，這不就是我們博物館成立的初衷嗎——讓更多的人知道非遺，了解非遺，參與到非遺保護的工作中來。”郭漾漾說。